“当再也不知道往哪里走时，人们就不再走了。”歌德《准则》第901条
一
在今天所谓全球化、国际化时代，人们已习惯于用“当代艺术”概念讨论正在发生或已经生成的艺术生态。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也认为，当代艺术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的、有活力的艺术。在很多人为当代艺术拍手称快的今天，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余韵统统会被斥为“古董”。面对一件艺术作品，人们会一致认为“当代性”是首要的。何谓当代性?有人认为当代性就是现实性、时代性，有人认为当代性就是观念性，也有人认为当代性就是与时俱进性。然而，即便存在如此多的译读，当代艺术比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三种形态中的任何一种都要抽象、复杂得多。
当代艺术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无所不包——给人以混杂感。一提起当代艺术，人们会不由自主的想起装置、行为、多媒体等。也就是说，今天人们不习惯想到绘画、雕塑等架上艺术，人们也没有兴趣谈论当下绘画、雕塑等架上艺术的当代性。尽管当下人承认，当代艺术首先关注的是观念，其次才是呈现方式，然而一提起架上艺术，人们还是会出于惯性将其与古典艺术和现代派艺术联系起来。这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代绘画、雕塑与古典艺术和现代派艺术有最亲的血缘关系。但是，架上艺术从来都是一个“问题”，其从来都没成为过“焦点”，尤其在中国。
人们埋怨架上艺术的灵感多半来自欧美等国艺术状况的启发。然而，用那些“启发”解决今日中国架上艺术的问题远远不够。在当下，认清楚中国架上艺术的命运需要一种更为实在、具体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直指问题并对症下药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或许我们在清理诸多艺术问题时从来没有采用过这种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我们从来没有就架上艺术本身思索过。众多平庸的理论家擅长将架上艺术与“落后”、“滞后”、“无意义”、“死亡”等联系起来。但是，他们没有人能说出架上艺术“落后”、“滞后”、“无意义”、“已经死亡”的真正原因，他们仅能说出架上艺术在欧美等“第一、二世界国家”绝对边缘。也就是说，诸多理论家除了“崇洋媚外”外实在别无它能。
肯定的是，架上艺术存在与否取决于其价值。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恰恰是：架上艺术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架上艺术在今天的延续有没有价值?存在于当下的架上艺术作品有没有一种当代性?从事架上艺术的当下艺术家有没有可能赋予自己的作品一种当代性?如何看当下中国架上艺术的境况?或许，我们的架上艺术从来都没有成为过架上艺术，我们的绘画和雕塑从来没有成为过绘画和雕塑。或许，我们再不能轻率地对架上艺术嗤之以鼻了，我们需要将其视为一个关键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显然，今天哪一个地域架上艺术愈占据绝对主流，那么这一地域的艺术在推进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就愈大。这不是说装置、行为、多媒体等“当代艺术表达样式”没有问题，但是肯定的是，架上艺术在中国的主流位置决定了它终有一天会成为“焦点”——因为其既是问题的根源，亦是解决问题的入口。再说，在艺术表达样式趋向多元的今天，重要的是当代性。不管是绘画、雕塑等架上艺术样式，还是装置、行为、多媒体等非架上艺术样式，其统统只是观念、话题的呈现方式，方式无所谓优劣和好坏。
二
当代艺术绝不是一种仅仅诉诸于时间的艺术形态，它的抽象、复杂性取决于其自身的包容性。当代艺术包揽了绘画、雕塑等架上艺术样式和装置、行为、多媒体等非架上艺术样式，它甚至保护摧毁自我的隐性力量——即那种否定之否定精神。当代艺术的意义恰好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永无休止的自我超越性。正因为此，我认为将“当代艺术”视为一个确定的东西的做法和将“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一个确定的东西并进行严肃探讨的做法极其危险。
“当代艺术”的开放性决定了它不具有“整一性”特征，“当代艺术”的“全球性”与“世界性”也注定了它酷似“现代性”——带有普遍主义特质——这意味着它与类似“美国性”、“法国性”、“中国性”等的民族主义意识在精神指向上截然相反。因此，今天我们只能分别谈论绘画、雕塑等架上艺术作品和装置、行为、多媒体等非架上艺术作品的当代性。换言之，绘画、雕塑等架上艺术不是必然不具有当代性，装置、行为、多媒体等非架上艺术也不是必然具有当代性，具有还是不具有当代性需要具体而论。
显然，将当代性译读为现实性、时代性、观念性、与时俱进性是非常荒谬的。那种译读很容易让当代艺术堕落为一种单一样式。如果将当代性译读为现实性、时代性，那么当代艺术就会被确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样式;如果将当代性译读为观念性，那么当代艺术就会沉没于观念艺术的泥潭中，成为玄之又玄的东东;如果将当代性译读为与时俱进性，那么我们的当代艺术就是今天在金融危机面前不堪一击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卡通风”等“无聊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