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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中国牌,打什么牌?

2009-10-13 13:15:56 来源:TOM美术 作者:盛葳 人气:369 我要说两句


对中国牌问题的批评文本,林林总总、不计其数。其中,拥护者前赴后继,而批判大军亦气势如潮。无论褒贬,所有这些文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总是与“中西”问题无法分割,有“中”必有“西”。至于“西方”一词确切的所指,似乎并没有过太多讨论,如果就地域看来,美国文化与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尽管有联系,但区别无疑仍相当大。可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将他们看作一个并不冲突的“共同体”——西方?按照赛义德的观点,伊斯兰“东方”(orient)是被西方文化所塑造出来的,并且,“东方学”(orientalism)是一种在西方文化内部产生,并且针对西方文化和社会有效的一整套学术系统,在这套有着严格规范和方法的体系中,“东方”被完全而系统地误读。也就是说,东方已经不再是东方,而是西方社会眼中“想像的异域空间”。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诸多层面上,这种想象对于西方文化内部的矛盾有效,而与“真实的东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又何尝不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在这里,“西方”带有一定的假想敌色彩,无非是为中国自身的当代艺术在丧失目标和自身逻辑的情景后寻找一个可能的对手,唯有如此,才可能反身对自我进行批判或认同。那么,并非一个完整体的“西方”也因此而被集中塑造为“西方”。“西方”变成了一个靶子,很多由我们现代社会文化自身引起的问题,也被简单地归咎到“西方”头上。此一方面也。另一方面,“西方”有时候也会以完全正面的价值示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多半是被乌托邦化的,转变成一种对国内堪忧艺术局面的批判力量——恰如肇始于西方文化内部的东方主义是以一种对抗力量出现的状况相似。
对于反对打中国牌的人而言,批判的主要方面之一即是上述作为假想敌的“西方”,他们认为西方市场、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结构性的压迫,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中打中国牌这一无奈的现实;而集中批判的另一方面,正是不断刻意迎合的中国牌策略。但情况或许没有如此简单,尽管中国牌带来了上述的诸多弊病,但的确有面临另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不打中国牌?打什么牌?从1993年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走向国际,对中国牌的批判就已经开始,这些早期的意见也多带有朦胧的后殖民批评色彩,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后殖民理论在批评界的传播,围绕中国牌问题的讨论更多地将后殖民理论视为基础。也许问题也出在这里。后殖民理在分析中国牌问题时多认同以下论述:其实并没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中国,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一些没有现代和合法性的符号上面,他们便是这样将中国“本质化”的,而打中国牌的艺术家对他们的迎合也助长了这样的趋势。在这些批判中,可以看到后殖民理论从后现代理论那里继承而来的非本质论和彻底怀疑论,但如果返回到后殖民理论的目的来看,则是希望对西方人的误读和操控做出反抗。然而,试想,如果没有一个本体,这种反抗如何可能实现——这是利用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牌问题时不可避免的通病,既要彻底批判本质论,又需要一个本体来承担反抗职能。于是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如果要进行反抗,武器势必是中国的,但如果是中国的,又变成中国牌了。既不能打中国牌,又不能打外国牌,还能打什么牌?事实上,中国牌并不等于中国的,中国牌只不过是那些被商业资本认同,被意识形态利用,同时又不在今天中国具体文化语境中生效的陈词滥调罢了——陈丹青的回答固然睿智,偷换概念的本领也不输于此,在他的回答中,“中国牌”兀地变成了与中国有关的一切东西。
对于“投机倒把”者而言,打不打中国牌并不重要,黑猫黄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用至上,只要打中国牌尚符合“经济建设是唯一中心”的原则,多打一天也无妨,如果将来打外国牌成为硬道理,那么外国牌也必将取中国牌而代之;对于“文化冲突”者而言,打中国牌的意义是针对自我,而非针对中国,那么如何切入中国当代具体的文化情景就变得重要起来(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在2005年周彦与王南溟关于后殖民问题的争论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王劲松“拆”的符号究竟是不是中国符号?【1】事实上,是不是一定要将它定义为中国符号已经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传统和民族文化本身已经处于一种急速的变化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儒道释”可以概括的,“五四”以来众多的西方文化要素,马克思主义都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传统中,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否真正切入到了当前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是否验证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尽管问题多多,但我并不怀疑在我们的努力下,一切可能循着更良好的事态发展,譬如日本爱知世博会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馆遭遇冷落【2】,韩国的电影节上法国评委拆穿《巫山云雨》是“专门”为西方知识分子拍摄的影片而拒绝参与评奖,可以看出,文化误读和压迫可能在明天更为减少,希望未来当代艺术的创作将不必为要中国化还是拒绝中国化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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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2005年“美术同盟”网站周彦与王南溟的争论。
【2】可参见陈映方:《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迷”》,《读书》,2005年12期,第64-70页;此外,网络上关于2005年日本爱知世界博览会中国展馆形象的争论也非常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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